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日帝国主义的这一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烟草工人罢工声援  爱国学生罢课请愿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入奉天（今辽宁省）后，1925年6月3日，奉天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工人首先举行了罢工，声援上海工人运动。与此同时，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随即派出党员吴晓天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从上海来到奉天，与中共北方区委派来开展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任国桢、韩乐然，共同领导奉天各界声援五卅运动的工作。

      吴晓天、任国桢等人到达奉天后，在深刻分析“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反帝风暴的发展形势和深入了解奉天学生的政治觉悟基础上，决定组织一次学生爱国运动对上海进行声援。6月5日，奉天各校代表在“奉天医专”秘密召开了学生代表联系会。经过几次研究，最终商定于6月10日赴省长公署请愿。

      6月10日一大早，满洲医科大学、“奉天医专”、文汇中学等省城内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千余名学生纷纷冲破校方和警察的重重阻拦，在小南门、大北门等处结队扬旗前往省长公署请愿。

      请愿开始后，学生代表毕天民首先宣读了请愿书，揭露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并向奉天当局提出了通电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募捐救济，与英、日经济断交，请政府“严重交涉”，允许学生游行示威等5项条件，并要求省长王永江答复。王永江看到群情激愤的游行队伍，他一方面称病躲在楼内避而不见；一方面又派奉天省政务厅长王明宇、教育厅长祁公亮出面游说学生撤离，派出警务处长于珍等威胁学生，并以“煽动闹事”“破坏治安”的罪名扣留了部分请愿代表。

      然而，学生们却对此毫无惧色。到了下午，游行队伍非但没有散去，人反而越聚越多，王永江害怕事情闹大，只好释放被扣留的请愿代表，并请来在学生中颇具威信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出面调解。经过反复交涉，直至下午3点，奉天当局最后答应了通电援助慰问、募捐救济、电请国民政府等3项条件，“6·10学生运动”以局部胜利而结束。

       奉省民众闻风而动  中国学生退出日校

      在奉天“6·10学生运动”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学生运动相继而起。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营口、西丰、本溪、辽阳、锦县、海城、铁岭、辽源、柳河、复县、岫岩、兴京、彰武、盖平等地的学生、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或游行请愿、组织演讲，或散发传单、发表宣言，以各种形式表示对五卅运动的声援支持。

      6月11日，日本在营口设立的商业学校中，78名中国学生“结队游行埠内街市”，“散布传单，宣讲沪英日惨杀情形”。6月14日，旅顺工科大学、“旅顺二中”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到日本关东厅门前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6月17日，西丰县中师学生联合会给奉天省长发去请愿电报称：“沪案发生，天人共愤，泣请据理速促政府严重交涉，以伸公理而树国威。”柳河县学生受到奉天省城学生的感召影响，群情激愤，要求当局：“收回英、日强权租借地；要求英、日道歉；撤退英、日驻军；取消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奉天城内日本所办的满洲医科大学、“南满中学堂”的学生声明要与校方断绝关系，拒绝返校。日本南满株式会社开办的商业学校的学生全体罢课，手执“唤醒同胞雪我国耻”的白色条幅，走上街头示威游行。125名中国学生发表了《退学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制造沪案，实为公理所不允”。在满洲医科大学中国学生的带领下，日本在奉天设立的同文、商业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宣布退出日校。

      为继续领导青年学生坚持斗争，6月中旬，各校代表再次于“奉天医专”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奉天学生联合会”，下设宣传、组织、妇女、总务等部，组织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反帝宣传活动。

      慷慨解囊募捐声援  少帅“助威”沪上学工

      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们纷纷集会抗议，以各种形式组成反帝爱国的强大战线。6月12日，奉天省议会、总商会、农务总会、教育总会、律师公会等5个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致电上海以示声援，并推举出代表前往上海进行慰问。13日，营口报业举行集会抗议，并以报界联合会的名义，通电政府。6月20日，大连沙河口工厂工人为声援五卅运动、反抗日本厂主的残酷压榨举行了罢工，并在“中日工人恳谈会”上向日方提出“发给中国工人免费乘车券；专设华工宿舍；用小银洋发薪金；不准对中国工人减薪”等4项要求。日方迫于在五卅运动后大连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形势，最终答应了部分条件，沙河口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

      奉天各地民众还通过组织救济上海同胞临时募捐会，帮助上海罢工工人解除经济困境。全省各团体和学生、工人、店员、职员等纷纷为“五卅惨案”慷慨解囊。据统计，从五卅运动开始到1925年10月的4个月内，仅大连汇往上海总工会的捐款就达11468元，这对上海工人坚持斗争、渡过难关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纷纷捐款，许多深怀爱国热情的官绅也慷慨解囊积极捐助工人、学生。其中，张学良捐款2000元，并致电沪上学工。6月14日，天津《大公报》对张学良的捐款之事进行了详细报道：“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为英租界巡捕开枪轰击，死伤多名。展读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兹本人类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两千元。即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

      辽宁人民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运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影响，更将革命火种播散在了辽沈大地上。
   （中国档案报  作 者 于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