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最早的黑白照片
1840年,摄影技术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中国。 目前关于中国最早的黑白照片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是由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1844年在广东和澳门工作之余拍摄的,一共37张。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编著的《中国摄影史1860—1879》一书中,记述东北最早的黑白照片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大连奥丁湾和大连湾场景。按照此书记载,沈阳城1879年前没有拍摄的照片,而目前我们也没发现这期间沈阳的照片存在。
摄影技术传到沈阳,应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段时间,一些外国人来到沈阳率先使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沈阳这样的一些内陆城市也向西方列强开放。到19世纪末,欧洲的一些教会派传教士来到沈阳,他们不仅致力于传教事业,也积极从事教育和医疗活动。一些传教士活动的照片被送回欧洲,一般用于这个时期教会的杂志出版和筹款活动中。
来沈阳传教最早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来的方若望主教。他1875年开始在小南门外兴建天主教堂,亦称沈阳南关教堂、南关天主教堂、沈阳耶稣圣心主教座堂,1878年完成,1892年,奉天小南关天主教堂成为主座教堂。
其次是由苏格兰长老会差派来中国宣教的罗约翰牧师。1876年,他在奉天省城小北关租房设堂讲道,1888年开始筹建东关教堂大礼拜堂,1889年10月落成。这座教堂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基督教堂。
此外还有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近代来华著名英籍医学传教士司督阁。司督阁从1883年至1922年在沈阳施医传教,历经40年,先后创办了盛京施医院、女施医院、盛京西医学堂,是第一位将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教士。每年诊治的患者从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为此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和奉天圣人。在其68岁回国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特授予他嘉禾勋章。
在以上来沈阳传教比较早的人中,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方若望神父包括他的下一位继任者在沈阳活动的照片。东关教会创始人罗约翰在沈阳活动的照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有一些,最早的是1889年的,拍摄有沈阳皇寺牌楼、东关教堂等场景。而 1883年来沈传教行医的司督阁,虽然来沈阳比方若望、罗约翰都晚,但他来时就会摄影,并且带着摄影器材,这从他编著的《奉天十年》《奉天三十年》两本书中所刊登的大量照片可以证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收藏中心保存着司督阁从1882年到1936年的照片一百多张,大部分是其开办的医院、学校的照片,也有沈阳城建筑和风景照。他到沈阳拍摄最早的照片是盛京城墙东北角楼的照片,应该是他刚到沈阳时,即1883年拍摄的。这张照片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沈阳城的照片。照片中的沈阳城墙东北角楼庄严矗立,城墙高大巍峨,绿树环绕,碧空如洗,护城河绕墙流过,角楼倒影于水中,波光潋滟,漾出悠远沧桑。
接下来记录沈阳的照片的,就是1900年到1905年,俄罗斯人拍摄的。这期间,沈阳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出兵侵占了东北,占领了沈阳。还有1904年至1905年,在日俄战争奉天大会战中,日军战地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争场面的照片,这些战争场面从沈阳苏家屯区到于洪区、沈北新区、浑南区、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都有,也包括沈阳市区。主要是日军大本营写真班拍摄的。
沈阳城最早的彩色照片
自摄影术发明之后,便出现了“彩色照片”。那时是用水彩在银版照片上手工着色。1850年玻璃板底片发明之后,上色工艺日趋完善,并有成套上色用具面世。这种工艺一直延续一百多年,在中国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照相馆仍有这种手工上色服务。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照片。
彩色摄影术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发明的?比较公认的是1907年的6月10日,摄影界的先驱法国的奥古斯特和路易斯·卢米埃尔兄弟宣布发明了一种三色照片制作工艺,有了这种工艺,彩色照片变得普及。自这项早期的富有创意的技术发明后的一个世纪以来,彩色摄影的技术和艺术不断得到提高。
沈阳最早的彩色照片形成于哪一年,谁拍摄的?这个问题档案部门一直在研究探索。2012年,我在网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为《Chine中国 China1909—1934》,我觉得这里面也许有沈阳的老照片,我就给卖家汇钱买这本书。过了两个月,书也没给我寄过来,我就跟他说,钱倒不要紧啊,我就想看这本书啊。他告诉我,这本书得从法国寄出,赶上中国春节,让我再等一等。又等了近一个月,我终于收到了久盼的这本书。大喜过望,这本书中既有沈阳的黑白照片,又有沈阳的彩色照片,高兴之余,也很遗憾,书中的彩色照片、黑白照片都太小,没法用啊。但我没有死心,一定要把这些照片弄回沈阳,公之于众。在沈阳市外事部门支持下,沈阳市档案馆于2013年11月派出三人代表团,来到珍藏当年“地球档案”、位于巴黎西郊布洛涅·比扬古小镇上的阿尔贝·肯恩博物馆,将77张彩色照片复制件成功带回沈阳,并得到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授权,可以出版画册、可以举办展览。
2014年,沈阳市档案馆举办了一百年前法国人眼中的盛京影像展览,把一批彩色照片和部分黑白照片展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参观者络绎不绝。2015年,沈阳市档案馆又编辑出版了包含这些彩色照片的《沈阳影像(1884—1939)》。为什么法国人到中国来拍摄大批照片呢?这得要感谢阿尔贝·肯恩。他是法国一位不平凡的银行家。他认为:人类活动表现出来的多面性无法避免是要消失的,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已。为此,他组织实施了地球档案计划,用当时最先进的记录手段,为自己所居住的星球建立一个完整的影像档案库。从1909年到1931年,阿尔贝·肯恩先后聘用8位摄影师、3位电影摄影师走遍了50多个国家,形成72000幅彩色照片和183000多米的电影胶片。这份100多年前的“地球档案”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存最早的黑白照片、彩色照片和电影纪录片,让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属人类社会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份“地球档案”中,有关中国的照片共计1766幅,黑白立体玻璃板底片和反转片1111幅,彩色玻璃板反转片(彩色干板)655幅。其中有关沈阳的彩照77幅。拍摄彩色照片的摄影师叫做斯蒂芬·帕瑟,法国人,肯恩“地球档案”计划招募的“摄影操作员”之一。斯蒂芬·帕瑟曾于1912年、1913年两次来华,1912年主要到了沈阳、北京、张家口、曲阜,1913年到了哈尔滨、北京和泰安。斯蒂芬·帕瑟来华拍摄的一批彩色照片目前是国内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而他到中国来的第一站就是沈阳,191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拍摄了77张沈阳的彩色照片,这是沈阳城最早的彩色照片,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77张彩色照片中,既有象征着至高皇权的“一宫两陵”的部分建筑,也有农民驾车扶犁拉土耕种的田野景象;既有高大巍峨的沈阳城墙,还有古老的沈阳商业街中街的兴旺场面……这些老照片仿佛打开一扇时光之门,将我们生动地带回到百年前的沈阳,鲜活、灵动,仿佛伸手便能触摸到。斯蒂芬·帕瑟用镜头为我们留住了那个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彩色沈阳。
沈阳城最早的照相馆
日本人永清文次郎,从小喜欢摄影,掌握了大量的摄影技能。1900年他从日本来到旅顺,在俄罗斯旅顺要塞司令部临时供职,为照相组的一员。1901年春,他辞掉了工作,和俄军退役大尉多谷赞斯基在奉天城里钟楼南大街(今朝阳街上中街至沈阳路之间)开了一家照相馆,定名为永清写真馆(1903年春,永清文次郎独立承办)。永清照相馆是当时沈阳市最早成立的唯一一家照相馆。后来,分别在富士町今南京街和北一马路交汇处,开设了分馆,在铁岭、长春、武汉也开设了分馆。照相馆的生意非常兴旺,业绩非常突出。1929年12月28日,61岁的永清文次郎死于肺炎,永清照相馆富士町分馆、钟楼南大街总店1934年前全都闭店。永清照相馆,作为历任将军、总督、巡抚等奉天政界高官达人及权力掌控者的专属影楼,深受奉天军政高官的信任;另一方面还作为在奉天居住的日本人的先驱,作为照相业的鼻祖,受到来自官民各方的一致尊重。
除了永清照相馆外,1903年,中街开设了奉天第二家照相馆,即中国人开的万记照相馆。1906年日本人在小西关开设了第三家照相馆。到1919年,奉天照相馆总共14家。其中日本人开的城内有永清写真馆和岩山照相馆,附属地有加藤一心、山本、藤永、征矢野的四家店,总共6家;中国人经营的照相馆城内有7家。
沈阳最早的电影纪录片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
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关于沈阳最早的电影纪录片,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张作霖1926年过生日时候的电影纪录片,长4分12秒,无声。现存中国电影资料馆。有大青楼、帅府花园的场景,有张作霖、杨宇霆、吴俊生、张作霖五姨太及三个儿子的镜头。此外,比较早的还有:1928年东北讲武堂开学典礼的场面;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的电影纪录片;1928年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吴俊升出殡的电影纪录片。比较全面反映沈阳的专题纪录片,是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满映”1939年拍摄的“奉天”,时长19分钟。
近代沈阳城市最早的黑白照片为1883年拍摄的沈阳城墙东北角楼,距今134年了;最早的彩色照片为1912年法国人拍摄的中街等场景,距今已经105年了;最早的沈阳电影纪录片为1926年拍摄的张作霖生日张氏帅府场景,也90多年了。这些影像一方面是沈阳城市发展的形象历史记录,一方面也客观地记录了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给沈阳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给沈阳造成巨大损失的侵略罪行。这些影像使我们现代沈阳人感到亲切却又陌生,似曾相识却又恍如隔世,不能不引发我们去感知百年来沈阳所经历的沧桑巨变,去体味在变动的激流中的社会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