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主要表现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时，以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独立尊严，万众一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国歌精神”。在东北义勇军中，沈阳义勇军又是最早举旗的队伍，以高鹏振为代表的沈阳义勇军的英勇不屈的精神是国歌的创作源泉。从这个角度说，沈阳是国歌精神的起源地。

    沈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收藏有100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刊载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作品集。近日，詹洪阁以他的收藏为线，向记者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从诞生到演变为国歌的过程。

    沈阳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

    詹洪阁收藏了一本由中国出版社1935年6月印行的《古今中外名歌集》。

    这本集子的第188页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这首歌首次以书籍形式公开发表。此前，这首歌作为《风云儿女》主题歌，曾登载在《电通画报》（类似电影海报）上。这首歌随着电影《风云儿女》上映首次与观众见面，是在1935年5月24日。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是田汉和聂耳，他们非常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从相关资料上看，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不仅每天通过媒体了解与掌握东北局势及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情况，而且又是组织义演，又是采访前方归来的将士，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到热河抗战前线的慰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表达了爱国之心，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2016年第9期《党史纵横》刊有一篇文章《高鹏振与<义勇军进行曲>》（作者李明、李新月），文中称：高鹏振部义勇军是《义勇军进行曲》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原型。1932年至1933年，是日寇不断“西进”，并不断逼近关内的关键时期，辽西（包括新民、辽中）因此成为东北民众抗战的焦点地区。海内外新闻媒体对此报道铺天盖地。新闻媒体异常活跃的大都市上海更是连篇累牍地进行刊播，尤其对于抗日义勇军的胜利成果进行了重点报道。

    高鹏振当时活跃于新民、锦州等地，是备受关注的一位东北义勇军代表人物，也是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特别是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了王立川撰写的长篇纪实通讯《血战归来》。该文真实地记录了高鹏振这支义勇军队伍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战绩，不仅让这支队伍名扬海内外，也深深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志。

    据原国防大学教授、军事专家陈坚介绍：“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年，田汉看了张永兴（即王立川，王立川为张永兴的化名）的《血战归来》这篇文章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提笔写下了那段著名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可以说，以高鹏振为代表的沈阳义勇军的英勇不屈的精神是这首歌的创作源泉之一。

    在《古今中外名歌集》这本书里，第89页还收录了一首同名歌曲，由黎锦辉于1931年10月创作，内容主要反映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内容。詹洪阁说，黎锦辉是聂耳的老师，所以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选用歌名时，可能和黎锦辉有些关联。

    《义勇军进行曲》多次被改编

    詹洪阁说，《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而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当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已成为当时最有力量的抗战“吼声”。

    在詹洪阁收藏的1939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抗战歌选》里，上册封面为《中华民国国歌》，下册封面即为《义勇军进行曲》，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代表历史的一种走向。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最后成为国歌还有一个过程。《义勇军进行曲》还曾在保留曲谱基础上，演绎出多个版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比如1942年5月出版的《歌林二集》中，《义勇军进行曲》被改编为《总动员进行曲》，保留了歌曲的原曲谱。詹洪阁分析改名原因是，义勇军是抗战初期的抗战名称，到抗战后期，各方力量一致对外，所以改名为“总动员”。歌词内容也发生改变，由1段增加到5段，增加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认定一个总的方针”“坚持持久抗战，粉碎敌人的一切野心”“展开全面抗战，向着敌人后方猛进”“拥护我们的领袖，牢固我们革命的阵营”等内容。

    抗战胜利后，文萃社从重庆《现代妇女》上选了一首名为《民主进行曲》的歌曲，曲谱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变为“把我们的生命，争取我们新的自由。民主团结，到了最需要的时候……”不管歌词如何变化，它激越的旋律没有变。《义勇军进行曲》不仅表达了人们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不屈外辱、英勇搏击的民族正气的敬重，而且寄托着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愿望。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经过多次认真的讨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满意的词谱，的确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最后大家比较倾向于在国歌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改词后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新国歌，但于1982年12月4日又恢复原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义勇军进行曲》的国际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还有其产生的广泛国际影响作基础。

    在詹洪阁收藏的歌曲集中，《义勇军进行曲》在尚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国歌前，就已经有了国歌的“待遇”——它和各国国歌被收录在一起。比如1937年由上海新声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名歌一千曲》中，《义勇军进行曲》就排在了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国歌谱的后面。

    在詹的收藏中，一本名为《黑人歌手罗伯逊》的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书中记载了一篇刘良模撰写的《罗伯逊与义勇军进行曲》，里面说：罗伯逊在1941年预言《义勇军进行曲》将要成为中国国歌。1940年，在中国积极组织抗日群众歌咏活动的爱国青年刘良模赴美求学，后来他在纽约见到了罗伯逊。罗伯逊是当时举世闻名的黑人歌王。罗伯逊请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等几首中国抗日歌曲反复地唱给他听。几个月后，罗伯逊在纽约著名的罗易桑露天音乐场举行音乐晚会。晚会即将结束时，他突然伸出手来，叫大家安静。他向在场的数千名观众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起来》！”紧接着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他改名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歌曲唱到了最后一个休止符，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一再要求他再唱一遍。

    刘良模回忆说，听众非常喜爱这支歌。散会以后，大家还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走回家去。

    1941年，由罗伯逊担任独唱，由刘良模指挥，在美华裔洗衣工人、印刷工人、饭店服务员组成的青年歌咏团担任合唱，灌制了汉语版《起来》唱片。在唱片的封套上，宋庆龄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我国的刘良模教会了士兵、游击队、农民和修路工人组成的国家在劳动和斗争的时候歌唱。愿我们的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唱片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义勇军进行曲》由此传遍美国，后来连美国的中小学生都会唱《起来》。刘良模回忆说：“我还记得1942年，罗伯逊扶着我的肩膀，在华盛顿有名的幽兰广场，对着好几万美国人民，两个人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情形。”

    2015年在辽宁省政协八届三次全委会上，赵杰、吴成槐等9名政协委员联合提出了一份提案，即《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提案。他们认为，从义勇军到《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的历史意义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在确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起始的时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业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都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国歌”的诞生，是历史给了辽宁和沈阳一次机遇，是十分有意义和理应珍视的机遇，更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周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