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讯 高　爽）杨靖宇将军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东北抗联将领之一。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记忆里的是他为国捐躯后的这一幕：日本侵略者剖开了他的遗体，他的胃里除了尚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一粒粮食都没有，连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胆寒。

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在14年抗战中所铸就的抗联精神，已经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份档案资料，则让我们看到了杨靖宇的另一面，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参加革命那一刻起，杨靖宇始终出现在最危险、最紧要处，无论是在家乡发动农民起义，还是远赴东北在党组织遭遇严重破坏时临危受命、在外敌入侵时走上抗日前线，暗夜之中，他始终是一面耀眼的旗帜。

重温杨靖宇的英雄事迹，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何谓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和平时期，也许没有炮火硝烟，但仍有无数的堡垒需要攻克，仍有无数的硬仗要打，仍需要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担重任，这也正是新时代辽宁精神的重要内容——忠诚担当。

　　已经去世78年的杨靖宇将军，仍旧能给予我们无尽的精神力量。

核心提示

1929年8月，日本侵略者控制的《满洲日报》《盛京时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共党地下首领张贯一在抚顺落网”的新闻，一时间，“张贯一案”震惊东北。

　　张贯一是谁？何以引起日本侵略者如此重视呢？他就是当时满洲省委抚顺特支书记、轰动一时的抚顺煤矿大罢工的领导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将军。

　　临危受命 成功领导抚顺煤矿大罢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甚至惨遭杀害，中共满洲省委也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

　　1929年，化名张贯一的杨靖宇被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任命为中共抚顺地区特别支部（以下简称抚顺特支）书记。当时的抚顺特支负责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急需派一位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来打开局面，这一重要任务就落在了杨靖宇身上。

　　来到抚顺后，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杨靖宇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产业工人中，以“八大矿”、南满大厂、发电所为中心，领导煤矿工人开展反对日本把头的斗争。

　　他深入工人之中，与工人同寝、同食、同作息，以便更好地了解工人，组织教育工人，领导工人斗争。当时抚顺矿工中山东人居多，杨靖宇便自称是与河南东北部毗连的山东省曹州人，拿起丁字镐和矿工们一起下到潮湿阴暗的矿井挖煤。时间久了，耿直、热心、体贴的杨靖宇成了矿工中的核心人物，工友们都亲切地称他“山东张”或“张大个子”，有困难都愿意向他倾诉、同他商量。杨靖宇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组织“兄弟团”“识字班”等形式，把矿工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当时的抚顺矿区，日本矿主残酷地压榨矿工，矿工的死亡率很高。加之生活条件恶劣、疾病肆意蔓延，生活苦不堪言。杨靖宇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组织领导煤矿工人大罢工。

　　杨靖宇首先号召矿工们团结起来，不上工，不出煤，从经济上卡住日本人的脖子。在日本矿主提出谈判解决问题后，杨靖宇又带领矿工代表向日本矿主开出复工条件：第一，必须立刻召回被裁矿工；第二，必须改善矿工劳动条件；第三，必须增加矿工工资，加班加点必须额外付给工钱。

　　4天后，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矿主被迫答应了矿工们的条件，煤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党在工人心中的威信。

　　遭叛徒出卖被捕 狱中受尽酷刑折磨

　　煤矿大罢工震惊了抚顺城，日本关东军也有所察觉，认定此事与共产党有关，于是下令驻守抚顺的日本警察署必须尽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并伺机逮捕领导人。此时，抚顺特支委员、千金寨矿区党小组组长王振祥因在矿区张贴反日标语不慎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警察署的逮捕。王振祥在重刑下变节，供出了张贯一是他的上级，并提供了张贯一在抚顺新站地区的住址——福合客栈。

　　8月30日下午，日本警察署动用大批警特对福合客栈进行严密监视。晚上5点，毫不知情的杨靖宇刚一迈进福合客栈的房间，即遭逮捕。日本警察在杨靖宇的住处搜出六面红旗、《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以及一些药品。

　　杨靖宇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一个单人监号里。当晚，日本警察署对他进行了重点审讯。日本警察署根据王振祥的口供及搜查到的物品，断定这个名叫张贯一的人，就是抚顺新来的共产党“头目”。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从杨靖宇口中套出一句有用的话。

　　日本警察见杨靖宇拒不招供，连续五六个昼夜对其严刑拷打。皮鞭抽、杠子压、坐老虎凳、灌凉水，无所不用其极。杨靖宇遍体鳞伤，多次昏迷。最后凶残的敌人将他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水的浸泡使杨靖宇的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持续高烧不退。

　　但是，杨靖宇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报羁押犯张贯一患病由》中，有这样的记载：“府羁押日署引渡人张贯一，该犯人入所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当签报核示……”短短几句话，足以证明杨靖宇曾遭受到何等酷刑！

　　机智应对审讯 最终虎口脱险

　　档案中，有一份“堂单”，细读之下可以看出杨靖宇勇敢、坚韧和机智。

　　8月31日清晨，杨靖宇再次被提审，但他始终坚持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于是，日本警察把从杨靖宇住处搜出来的红旗及《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拿了出来，妄图让杨靖宇在“物证”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面对这些“物证”，杨靖宇沉着应对，说这些印刷品是别人给他送药时留下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并反问道：“如果我是共产党，怎敢不自检点把这些东西放在明处呢？”日本警察只好亮出了最后一张牌，将叛徒王振祥带到审讯室，让他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用鄙视的目光瞅着这个无耻的叛徒，拒不承认与他相识。在大义凛然的杨靖宇面前，王振祥无地自容。

　　日本警察署由于只有王振祥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迫于舆论，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酷刑和审讯。1929 年10月中旬，日本警察署以杨靖宇在狱中患病为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抚顺地方法院。脱离了日本人的魔掌后，面对中国警察的审问，杨靖宇仍咬定自己是山东来东北经营煤炭的商人，并在法庭上以伤病之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肆意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

　　最终，国民党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刑。

　　辽宁省档案局（馆）编研展览处副处长赵春丽告诉记者，日本警察署和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均采取“杀无赦”政策，因此我党有纪律要求，被捕入狱的同志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待党组织救援。但在遭受非人酷刑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咬死不认”，不仅需要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机智应付的能力，更需要坚定的信仰和非凡的意志作为支撑，很多在工作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最终还是过不了酷刑这一关，足见其艰难程度。

　　1931年春，杨靖宇刑满出狱，随即投入新的战斗中。在“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走向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率部队长期转战白山黑水间，打击日伪军，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蒙江县（今靖宇县）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