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日报讯 彭定安）辽河文化，已经被历史—文化学界认可为：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列的，从公元前4000年起，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居于具有重大作用和地位的中华文化几大源头之一。其中，唯辽河文化雄踞东北大地，独树一帜。据此，辽河就可以应该与黄河、长江，并列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这里，且依凭考古的丰富发现、历史的新资料和历史学的新观念，“浮光掠影”，为辽河文化歌一曲历史畅想。

　　“龙”与“玉”生辉：

　　中华文化基因符号的诞生与滥觞

　　上世纪80年代，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系列考古发掘及其辉煌成就，被赞为“惊世的新发现”，“唤醒了中国，震惊了世界”，并诞生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说。

　　辽河流域的“龙”形象与龙文化，出现最早，约在公元前8000年，在阜新查海诞生的堆塑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辽宁境内的原始“龙”形象，出现早、类型多、形制独特、技艺精湛，并且已经进行了美的创造：其雏形类似某个动物如野猪、鹿和鹰类的鸷鸟，但既非写实，亦非完全抽象，而是在“似与不似之间”。“龙出辽河源”，龙形象的创造和龙文化的滥觞，以及“龙”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意义，在红山文化时期，便已经确立了。一尊玉猪龙，闪光世界！这是辽河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奉献，也是它映照古今的亮点。

　　辽河流域的玉文化与龙文化大约同时产生，并成为北方玉文化中心，与浙江良渚玉文化中心南北辉映。其玉器选料准确，种类繁多，工艺精细，造型优雅，蕴涵丰富，在“意义”和“技艺”上，均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是中华玉器和玉文化最早的源头和滥觞。“唯玉为葬”“唯玉为礼”和“以玉事神”：玉器，既是优雅美丽的妆饰品，又超越之，成为统治者和上层人物“权力”和“德”的象征，已经附着了社会意识和审美意义以及两者的结合。

　　“翻读”历史背面的新释义

　　辽河，我国七大河流之一，全长1345公里，流域蜿蜒广阔，含盖整个东北地区和部分河北与内蒙古地区的辽阔区域。

　　在这里，展延着好似漫无边际而无比丰美的草原，有诸多马背上的民族，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和满族，先后依凭广阔的草原，挽弓控弦，秣马厉兵，驰骋征战，建功立业。

　　论及这段历史的状况，向来的史书，不免偏重记述草原民族如何“袭扰”和“作乱”，以及草原民族和游牧文化，如何接受汉族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改塑了自身，即“胡人汉化”。这些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应该说这只是历史的“正面”，同时却还有其“背面”。如果我们摈弃久远的“汉族史观”，“翻”读历史，一睹历史的背面，就会发现：草原民族也曾影响、改塑了汉族和农耕文化，即“汉人胡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深情地感叹：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后来，却“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只有遗迹、遗物零落于荒原蔓草，诉说过去的繁荣。这不免引人感伤的历史浩叹，如今却可以用考古的发现、历史的记载和史学的新观念，来给予乐观的回应和“历史的进步补偿”的肯定。那些先后出现在辽河流域的草原民族，以这里为粮仓、武库、练兵场、根据地、出征的起始点、雄踞的立足点、退守的养生处，不仅据以为“历史的后院”，而且也曾经创辟为历史的前沿和“前庭”；不仅有破坏，而且也有建设；不仅杀伐征战，而且也创造文化，并且输送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个由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双相文化构成的“多元一体和合文化”；而草原民族，则创造了中华文化的另一半：他们奉献了游牧文化这一“子文化”于中华文化的“母体”。翦伯赞先生感叹他们消逝于历史的尘沙之中，其实，“翻”过来一窥历史，就鲜明地显示出，他们并不都如“飘风尘沙”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一去无踪迹，了然无刻痕。他们在自身汉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自然地、强制地或有意无意地，包括通婚育后这样的“血脉”浑融在内，向汉族、向农耕文化传输了自己的民族精魂与游牧文化，从而改塑了汉族、提升了汉族，也改塑、提升了农耕文化，这一切，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他们虽然消逝了，但他们的血缘在、基因在、业绩在、文脉在。他们虽然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他们留下了辉煌的、本质性的伟大业绩和文化功勋，而永存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文化之中。

　　“五胡乱华”、南北朝：

　　历史灾难的进步补偿

　　公元291—306年，“八王之乱”发生，而后曹魏落幕、西晋衰颓，接续的则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五胡乱华”，南北分治，中国于是一分为二。

　　关于“五胡乱华”，古今史册记叙纷繁，要旨未免是“一面之词”：“胡（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五个草原民族，侵袭、搅乱、占领了中华大地北方广大的土地，建立了他们的非汉族统治的政权，乱了中华。这是一个长达400年的历史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中华大地，烽烟四起、农田废耕、白骨遍野、人民流离。毫无疑问，这是历史的倒退、人民的遭难、民族的不幸。但是，若取综合历史观和长时段历史观的视角，去“单一民族观”，从“背面”看一看历史，“翻过来”窥视历史的另一面，那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恩格斯：《致尼·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0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49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真正是“胡汉杂糅”，从血统族属到文化基因，率皆如此。那时候，以百万计的南渡北人及后续跟随来的中原人口，登录在册的就有大约70万，还有漂流不定、未落户籍的“浮浪人”，这以百万计的人众，携带北方农耕地区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还有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等等，来到南方。于是，引发了先进农业生产在南方推广，开发了落后的南方，以至“后来者居上”，超越北方。这成为“五胡乱华”“背面”的积极历史功绩，也是“进步补偿”。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在中国的北方这个“民族大熔炉”里，汉族与少数民族错居杂处，通商通婚，民族血统杂糅，农、牧文化浑融。在这个主要的历史转折点上，辽河流域的草原民族，东胡、乌桓、鲜卑等，都是重要的族群，是历史伟剧的重要角色，并在农耕-游牧两种文化的交流混融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既是辽河文化的构成因素和文化积淀，也是它的丰功伟绩。

　　这种族群与文化“和合混融”的状况，大致是：作为历史进步的契机，首先是雄踞北方的草原民族积极地学习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其中，如典型代表和走在前列的北魏孝文帝，强力推行“全盘汉化”，可谓达到“痴迷”程度。这是“胡人汉化”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即“汉人胡化”。北魏在东北边疆的驻防部队即所谓“六镇”，其中的汉人就已经彻底胡化。特别是尔朱荣率“六镇”反攻中原，北魏来了一个回归胡化。鲜卑化成为历史潮流。鲜卑的文化以至血统，进入汉人的气血精髓之中，而改塑了“种性”、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

　　“汉人胡化”、胡汉杂糅，游牧文化楔入农耕文化，作为“历史的进步补偿”，其结果是汉族的民族性与文化得到进益性变异、本质性转换和跨越式提升。草原民族以“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陈寅恪语），甚至开辟了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出现了隋唐盛世。

　　隋唐盛世之至，有何历史因缘？首先，皇室就具有浓厚的鲜卑血缘。据考证，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是拓跋鲜卑独孤氏出身；唐太宗李世民母亲则出自鲜卑纥豆氏，而长孙皇后的父母都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竟只剩四分之一，应该算是外民族血统占主要成分了。所以有论者指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族为母系的“新汉族”，而唐代的君主统治，并不符合汉文化模式，他们的婚姻关系、父子兄弟关系，女子掌权（武则天）等，因此，他们在胡人看来，就是胡人。 

　　而且辽、金、西夏，都是以这种“胡汉混合”的方式长期立国。

　　这就是“历史进步补偿”的民族与文化的硕果。

　　辽宋并存，百年和合

　　有宋一代，与北方的契丹辽国并存，前后三百多年——公元916年契丹建国，公元1279年宋灭亡。在这个历史时期，可以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高度和深度的结合，浑融一体，从血统到精神，都入其中。故此，历史学家评议这一历史时期时认为：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 

　　盟约一纸——公元1005年，炫耀史册的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既是宋真宗的英明处置，也是契丹辽国萧太后的明智之举。澶渊（濮阳）签约，以此为界，两国和平相处120年，在这100多年中，多处榷场（贸易集市），农牧互惠、货畅其流、人员走动、民族混合、文化浸润。在地域大于宋朝的辽国，以辽河流域为主要根据地的草原民族和他们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取得了深度结合混融的“文化和合”的巨大效果。并且，由此形成了“胡汉混合的一种方式”，影响到其后的女真的金朝，甚至满族建立的清朝。这是辽河文化的历史状态，也是历史贡献。

　　至今辽塔处处，辽瓷（辽三彩）熠熠，历经千年风霜、战乱兵燹而不衰颓，既显示其历史的遗迹与风光，又成为辽宁文化的出色亮点。它们在建筑上、手工艺上、艺术上和宗教上的影响，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精髓。至今辽三彩是博物馆里的瑰宝；在辽宁的北镇、法库、阜新，依然留存着从皇陵到墓葬、从习俗到宗教的历史遗存和远久影响。这些，都是辽河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辽河文化历史业绩的“昔日辉煌、今朝荣光”。

　　辽河文化：

　　显示两种文化汇合的行迹与积淀

　　让我们略举实例，以观草原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奉献，以及两种文化汇合的行迹与积淀。不过，真正是挂一漏万。

　　在生活起居方面，汉族自古席地凭案而坐，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生活起居的习惯与行为准则，以致礼仪。这在《礼记》中有明确的记述。高桌、高椅之创设与使用，是吸收草原民族生活智慧取得的。这改塑了汉族以致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性与文明方式。饮食方面，北方的奶酪、牛羊肉，成为汉族的常用食品；食物、香料，带“胡”字的，都是从草原民族引入；旋转活泼的胡舞，乐器箜篌、琵琶、胡琴，皆草原民族的奉献。

　　自从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改革汉族服装的“峨冠博带”以来，汉族就相继采草原民族的“奇装异服”，乐而用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代，服装变革和民族融合同步进行，来了一个汉族服装的鲜卑化。唐代的汉服，包括圆领胯袍、幞头、革带及长靿靴，是略施改革的鲜卑服装。

　　隋唐汉人胡化的程度更高，人们欣赏胡服，男女皆然。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而胡服则是窄袖、瘦腰、翻领，这样装束，利索、精神，尤其女性借此显露了体态之美。唐代妇女，尤其宫中，尤喜胡服，因为女性胡服紧身、暴露部分多，显示女性之体态美。直至清代，女人的旗袍，又为汉族妇女十分喜爱，至今享用并享誉世界。

　　佛教传入华土，输入了新的文化质素，“引佛入儒”是文化的再建与复造，进入儒、道、释三元结合，和合混融。但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公元58）传入，迁延五六百年，至隋唐才“飙风云起”，进入极盛时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草原民族起了关键作用。契丹建立的辽朝，深信佛教。耶律阿保机早在称帝之前，就崇信佛教，在其提倡下，佛教在辽朝得到很大发展，并播其影响及于汉族。

　　佛教在北朝的兴盛，引发寺庙、佛塔以及石窟佛像的绘制与雕塑，从而在建筑和文学艺术上，给汉族输入了新的建筑元素、新的艺术思维与艺术创作的新天地、新境界。其中，营州（今辽宁朝阳）的“思燕浮屠”首开先河，引发各处辽塔的建造。至今，朝阳的北塔，辽阳的白塔，沈阳仍存的东、西、南、北“四塔”以及内蒙古林西的白塔、大明塔，历经900多年的风霜雨雪，依然屹立，显示昔日风光异彩，被世人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此外更有敦煌石窟、云冈千佛洞和龙门石窟，这些闪耀世界的艺术瑰宝、中华民族的艺术圣殿，都在生动地、形象地诉说鲜卑、契丹民族的历史业绩，也就是辽河文化的荣光。

　　还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据陈寅恪等的考证和论述，中华文化中的“平、上、去、入”四声之分殊与确立，得益于佛教的传播；汉族由于摹拟佛教诵经的三声，而于入声之外，分出了平、上、去三声。于是音韵之学诞生。这是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所起的推进与提升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

　　一曲历史畅想，不过浮光掠影，略显辽河文化的昔时的奉献、今日之荣光。至今思辽河，引发历史情。